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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理念下的中国叙事——《读者》这样讲中国故事

来源:《出版广角》     发布日期:2020-07-10 11:44:46
  【作 者】张涛:读者杂志社

  【摘 要】《读者》杂志创刊以来,其办刊人一直初衷未改,让这本于中国改革开放下应运而生的刊物,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读者呈现风格多样、荟萃中外的优质内容。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当下,《读者》杂志的内容随时代发展而微调,这种与祖国谐振的文化自觉和与时代律动的敏锐性,与一代代“读者人”所秉持的人文理念密不可分。

  【关键词】《读者》;内容;中国故事;叙事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1],这既是出版工作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遵循。

  《读者》杂志创刊伊始即以“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作为办刊宗旨,39年来一以贯之。所谓宗旨即目的、意图,也是做事时所依据的准则。《读者》的办刊人一直初衷未改,让这本在中国改革开放下应运而生的刊物,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以独特的方式为读者呈现风格多样、荟萃中外的优质内容,进而发展为一本在中国有知名度、有态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刊。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当下,《读者》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描写为新中国建设默默奉献的院士和为国铸盾的专家。这种与祖国谐振的文化自觉和与时代律动的敏锐性,与一代代“读者人”秉持的人文理念密不可分。

  一、在内容选择上,紧扣时代和人的需求

  《读者》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40年里,关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物质生活巨变的同时,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也不尽相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读者》杂志应运而生,创刊者及后来的办刊人抓住历史机遇,给读者呈现与当下最契合的文化产品,在较短的时间内赢得了受众的认可,完成了品牌塑造的过程。从《读者》杂志的发展历程来看,办刊人一直根据时代的发展轨迹对刊物的内容进行微调。

  自创刊以来,《读者》的重头栏目变化不大,文苑、人物、社会之窗、人世间、两代之间、婚姻家庭等栏目每期固定出现,所刊选的文章也是该期杂志中的重点文章,由此构成每期杂志的骨干。这些重点文章以中国题材居多,中国作者的作品占比较大。从《读者》已出版的七百多期的内容来看,有写伟人的,有写名作家、科学家的,但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读者》目光向下,正如它的刊名,是一本拥有万千读者,又把自己奉献给万千读者的刊物。关注普通人,记录他们的生活、所思与所想,用文字呈现他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成为《读者》几十年来不变的办刊理念。从平凡中挖掘真善美并加以弘扬,《读者》以此为出发点致力不辍,将寻常百姓生活中的美好瞬间点滴汇集,一篇篇、一期期地呈现,为读者打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即便是描写伟人、知名人士的文章,《读者》也尽量走进他们耀眼的光环背后,探寻他们的日常生活,挖掘他们在对待成功与挫折、顺境与磨难、公正与委屈等人生选择题时的态度、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极大地拉近了名人与读者间的距离,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亲近感。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构成都是时代最真实的写照,而这些内容也在连续不断地刊载于《读者》杂志上,在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同时,完成了对自然、人文、社会焦点等宏大题材的叙述,《读者》也渐渐形成了它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叙事风格。

  以《读者》刊登过的有影响力的文章为例。20世纪80年代,《蠢人的天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如能再活一辈子》《一碗清汤荞麦面》等文章打动了千万读者,为人们开启了一种新的打量这个世界与日常生活的视角,开阔了读者的眼界;20世纪90年代,《读者》在完成刊物定位的前提下继续研究读者对文化产品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地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夏令营中的较量》《向中国人脱帽》等文章在引发人们深度思考、全国范围热议的同时,让爱国主义这一脊梁性主题扎根于杂志内容中;进入21世纪,《读者》提出“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了一种优秀的文化”,在“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读者”的编辑方针的引领下,刊发了大量与时代合拍的现实生活作品,如《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等系列文章,让《读者》与读者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在“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当下,《读者》坚持内容为王,记录新时代、书写新人物、引领新风尚,《交大西迁》《为国铸盾的“核司令”》《这个中国女人》《黄大年的“万有引力”》《故宫“看门人”》等系列文章,透过当代中国的人物故事突出对“国之重器”的宣导,大力弘扬了中国精神。从这一系列文章内容上的调整可以看出,《读者》杂志注重文化的传播与积累,其办刊人在纷繁的社会潮流中以媒体人敏锐的洞察力,适时地选取既符合《读者》刊物风格又符合主流价值取向,有文化内涵、有阅读趣味的、充满正能量的内容,致力于为读者呈现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读者》杂志在客观上起到了助推社会进步,培根铸魂、以文培元的作用。

  曾有读者对《读者》说,希望《读者》能记录下他的生活,记录下这个时代的点滴,因为每一天都如此精彩。读者的这番话是对杂志的充分信任,这源自于对《读者》多年来叙事风格的认可,也是《读者》杂志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坚守以人为中心这一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顺应了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2],坚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记录这个时代的责任与使命。

  《读者》创刊人之一胡亚权先生曾形象地把《读者》杂志比作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关爱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倡导真善美,阳光向上。39年里,《读者》坚持解读人性,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抒写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优美健康的故事引人向上、向善,在杂志得到千万读者认可的同时,形成了具有独特的中国式叙事的刊物风格。

  二、在内容呈现形式上,坚持读者喜闻乐见这一标准

  刊物必须以内容为王,这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但高质量的内容如何转化为广泛的影响力,则需要引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呈现方式,做到有意义更要有意思。长期以来,《读者》在选择文章时将文章的可读性视为录用的重要标准之一,所刊登的文章大多具有“真、实、新、特、美”的特点,在“上接天线”的同时“下接地气”。

  然而,如何找准文章可读性的切入点,几经探索,《读者》的办刊人将着眼点放在人情味上。高尔基曾说,文学是“民学”或“人学”的源泉,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叙写。这是古往今来的作家写了无数遍却还乐此不疲的内容,可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读者阅读的根本兴趣点。《读者》办刊人以此出发,选取大量反映人与人之间温暖瞬间的文章。尽管这些瞬间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国度,或出自名作家手笔,或出自初出茅庐的新手,但其主题相通,直指人的内心,文章所流露的情感都是真挚、有温度的,因此能够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杂志由八个版块构成,每个版块下分别设置不同栏目,其中,“人生”版块设置的栏目最多,每期杂志中该栏目的重头文章占比最高。举凡赞美无私的亲情、甜蜜与痛苦交织的爱情、对人生影响至深的友情等,都是读者最容易阅读、最易产生共鸣的内容,这些都是《读者》“人生”版块里常演不衰的“剧目”。相比于时尚的热点内容,《读者》中这些阐发人情味的作品历久弥新,是《读者》杂志叙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抓住人情味这个可读性的切入点后,《读者》还主张刊发的文章要有看得见的思想,故事除了动人,还要透射思想的光芒。好故事永远是刊物的利器,强调故事性能够极大增强刊物的可读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又不仅仅是讲故事,讲故事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有态度,传承人类文明,传播开放、个性、宽容、独立的理念,才是其办刊的目的和特色。《读者》在办刊实践中,逐步搭建起这样一个文化框架:其内容主体是中华优秀文化,但对西方文化并不排斥,力求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而有了人情味这个切入点,《读者》杂志很好地处理了以下几种关系。

  1.雅与俗

  《读者》杂志初创时期,办刊人将其定位于一本高水准杂志,其刊载的文章要有较高的品位与格调,这为《读者》奠定了雅的基础。然而只雅不俗,难免曲高和寡,但俗的表现也未必庸俗。《读者》反映的世情民意,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俗的,然而对于这些内容的述说方式是有品位、有格调的。在《读者》中,这部分内容呈现了人们在面对生活时的感悟与思考,而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读者》杂志不猎奇、不追风,在喧嚣未尘埃落定之前,不匆忙地亮出自己的思辨和态度,这归功于它对雅与俗的认知。

  在组成《读者》的“文苑”“人物”“社会”“人生”“生活”“文明”“悦读”“点滴”这八大版块中,有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有对社会问题的思辨;有对人情冷暖的关切;有对生活中实用知识的提点;有对历史真相的探寻;有对生活方式的介绍;还有必不可少的漫画与幽默,这些内容基本覆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知识、审美、生活实用性四大要素构成了《读者》杂志的文化体系,在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之余,又为读者提供对社会问题、甚至是人类生存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思辨性内容,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阅读趣味。《读者》是文摘类的大众期刊,但它充分发挥着文献二次传播的优势,合理地调和了大众和精英的阅读品位。《读者》的文章既充满了质朴感人的、诉说人间冷暖的故事,也有针对人类问题的精英式思考;既有大家、专家之雅,也有升斗小民、百姓之俗。

  2.引导与迎合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体的受众基本由四部分组成,即固定受众、不稳定受众、潜在受众、边缘受众。在39年的办刊实践中,《读者》对刊物受众群的认知逐步清晰,以分析受众群作为制定刊物发展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注重引导而不是迎合。关于刊物内容要迎合谁的问题,《读者》将固定受众和不稳定受众划定为刊物的基本读者,努力满足这一大部分读者的阅读口味。当然,内容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不能超越社会的基本准则,也不能超越刊物的固有风格,这样才能稳定固定受众,发展不稳定受众和潜在受众,吸引边缘受众。

  《读者》杂志读者众多、读者关注度高,收到的读者反馈数量也多,编辑均会一一查看,但也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的纷乱和莫衷一是而难以整体采纳。面对规模庞大的读者群,办刊人除了要仔细分析受众需求,还要坚守杂志的办刊宗旨,保持理性,对于正确的、自己认定的事物一以贯之。《读者》创刊人之一郑元绪先生在总结办刊理念时提出的“四不”中,第一条就是“读者的意见不全听”[3],不迎合读者突出了办刊人对刊物的职责主体意识。文化工作者对大众阶层起到传播和引导的作用,大众对于这种引导会有一个从接受到认同的过程,《读者》的引导方式极为巧妙,给予读者的思想启迪并不是简单说教,而是借由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予以表达,并长期坚持,在不动声色间达到水滴石穿、潜移默化的作用。《读者》杂志始终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搭建开放的文化架构,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是其一直稳步发展的基础。

  3.编者与读者

  《读者》杂志在编者与读者关系方面的实践,是《读者》成功的关键之一。创刊之初,《读者》创刊人决定创办一本属于读者自己的杂志,当时这种先进的办刊理念在国内期刊界极为独特。创办文摘期刊,首先要尽可能多地占有资讯,但在资讯并不发达的20世纪80年代,《读者》又地处信息相对闭塞的西北地区,要突破这一办刊瓶颈千难一易。然而,《读者》杂志转变其思维模式,使得棘手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即编者发动广大读者直接参与刊物的选稿工作,将自己读到的精华内容推荐给《读者》杂志,与人分享既是乐事,又能让读者直接参与自己喜爱的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参与热情。这种方式让读者感受到自己不只是单纯的刊物阅读的推广对象,还是刊物内容建设的一员,打通了读者与编者之间的隔阂。除内容选择外,《读者》在刊物的装帧设计、发行模式等其他细微环节,均把读者的需求和阅读感受置于首位。这种基于朋友关系而发展的办刊模式,打破了编辑、作者办刊的二维模式,在当时的出版界是一个创举,《读者》也因此赢得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和信任。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一篇文章会让人豁然开朗,醍醐灌顶,《读者》是一本高雅的刊物,要继续加以保持。《读者》至今已出版超过七百期,刊登文章近三万篇。杂志在人文理念培育下所形成的独特的中国式叙事方式,搭建起了《读者》独特的文化体系,这既是《读者》创办者的夙愿,也是《读者》不负所望、勇毅笃行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释放了哪些信号?[EB/OL].(2018-11-15)[2019-12-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7190983908169240&wfr=spider&f.

  [3]郑元绪.读稿笔记[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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